1922年3月，24岁的  周总理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，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。”这是  周总理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，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、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。看似朴素浅白的一句话，里面有热情，有坚守，有牺牲，更有忠诚。 

  

“为中华之崛起”而求索 

1898年，  周总理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。家与国的双重衰败，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。他曾说，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《国粹学报》上的文章，当时虽然读不大懂，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。 

1910年春天，  周总理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。在奉天，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，至今还在世间流传—— 

老师问：“读书是为了什么？”学生中有的说，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；有的说，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……  周总理则出人意料地回答：“为中华之崛起。” 

1913年，  周总理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。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，人才辈出，  周总理成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。 

中学毕业后，  周总理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。东渡日本前，  周总理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，相约“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”。  周总理又写下“大江歌罢掉头东”的诗篇。一句赠言、一首诗篇，表明了  周总理的远大理想。 

在日本的求学生活，打开了  周总理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。他除了深入观察、深入社会生活外，每日都认真写日记，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”，并立志“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；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；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。思想要自由，做事要实在，学问要真切”。 

他重拾从国内带来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“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，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”。于是，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活动中，并加入了“以联络感情、砥砺品行、阐明学术、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”的新中学会。 

  周总理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记中，出现了“社会民主党”“过激派”“赖宁（列宁）”“劳农”“社会主义”等夺人双目的字眼。这期间，  周总理还阅读了幸德秋水的《社会主义神髓》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，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。1919年4月回国前夕，他写下一首诗《雨中岚山》，诗作朴实无华，表现了  周总理初识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欢愉心情。 

从前“谈主义，我便心跳”，“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” 

1919年4月，  周总理从日本回国，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。他受邀主编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，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，逐步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。 

1920年1月29日，  周总理由于领导请 愿斗争被捕，系狱170天。后来，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：“思想是颤动于狱中。”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，由  周总理编成《警厅拘留记》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 周总理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。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：“这个时期，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。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，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。” 

1920年底，  周总理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。  周总理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，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 查和对信仰的追寻。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，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，认为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用、不管用…… 

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欧洲受到关注，特别是北欧新俄政治，尤其夺取西欧人民的眼球。  周总理认识到，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德、法、英等国  的势力正逐渐壮大。特别是德国的  较为活跃，党员已号称30万人。法国的  自从与社会党分裂后，独立为  ，当时也已有大行发达的势头。 

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，  周总理作出自己一生重要的选择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。1921年春，经张申府、刘清扬介绍，  周总理加入了旅法的  早期组织，同年7月，旅欧  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、上海等  早期组织一道，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  。 

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，  周总理也收获了爱情。邓颖超晚年回忆说：“有一次，我突然接到你（指  周总理）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，你在明信片上写了‘希望我们两个人，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，一同上断头台。’”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，是  周总理和邓颖超生死与共的爱情盟誓。甜美的爱情和坚定的初心和使命，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生命的终止。 

  

革命理想高于天 

《  宣言》宣示的正是  人的初心和使命。1936年，  周总理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说：“在赴法国之前，我从译文中读过《  宣言》。”在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，还保存着  周总理延安时期读过的《  宣言》。 

  周总理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，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所说：“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，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。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，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。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。终其一生，  周总理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 

  周总理曾经说过：“人民的世纪到了，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，团结一致，为人民服务而死。”信仰的力量，支撑  周总理度过了生命的最 后岁月。 

1980年8月，小平同志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形象地描述了  周总理的工作状况：“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，有时在16小时以上，一生如此。”而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，这样的工作状态更加具体可感。据  周总理秘书纪东回忆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“凌晨或深夜他回来，有时候累得不成样子，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艰难，拖着两个腿，非常地疲劳。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，他就把整个身体，趴在了我的身上，我右手揽着他的腰，左手牵着他的左手，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里，还得坐下来，在那里继续，批我们给他放下来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”。 

1972年5月，  周总理被诊断患有癌症，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。据记载，1974年1月至5月期间，  周总理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，14至18小时有74天，19至23小时有38天，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。此外，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，除日常工作外，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，外事活动54次，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。自1974年6月1日住院，到1976年1月8日去世，共做大小手术13次，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。住院期间，  周总理会见外宾65批，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，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，出医院开会20次。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。每次会见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，最短的一次15分钟。 

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，  周总理见到了《  宣言》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。他殷切地对陈望道说：“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《  宣言》当作‘贴身伙伴’，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《  宣言》，我真想再看一遍。”陈望道看着  周总理期待的目光，遗憾地摇了摇头。  周总理接着说：“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著作，找不到它，是中国  人的心病啊！”就在这一年的秋天，中文首译本《  宣言》被找到了。而此时，  周总理已经走上生命的最 后一段旅程，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。 

（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）